张艳霞
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拿黄豆打豆浆，语气中掩饰不了的 喜 悦 ，仿 佛 刚 迎 来 一 场 大 丰收。原来，她和父亲在村后的腰塘 边 开 垦 了 一 块 荒 地 ，种 了 黄豆。虽然今年干旱，因在塘边，浇 水 比 较 方 便 ，秋 收 了 一 百 多斤 黄 豆 ，他 们 高 兴 得 像 两 个 孩子似的。
母亲说到腰塘，让我想起儿时散布在村子里的每一块田地，都像家里的孩子一样，有自己的名字。村里人的心思似乎都扑在地里，唤起孩子的名字，一贯粗嗓门，而说到田地呢，开口闭口则是我家的“三里地”“八斗畈”……完全是一副温柔的声调。
我家所在的小村，在府河桂花潭堤脚边，在村子错落的版图上，所有庄稼地都在村湾的北边，地块呈现出不规则的形态，大小也不一。村民往往按其形状和所在地，给每一块田地命名。方形的就叫四方田，旁边有渠道的就叫渠道边，像葫芦形的就叫葫芦畈，在堤坡脚下就叫堤脚丘，在离村三里开外的地方就是三里地……那时候，每一块田地就是每一家的孩子，这个比喻一点也不夸张。一块块田地就像一口口碗，装着乡民们绵长的日子。
刚分田到户时，我家有六口人，分了五亩三分地，父母都是种田的好手，家里两块旱地种有棉花、小麦、黄豆、芝麻、油菜等农作物，两块水田种上水稻，一年两季，稻子总是穗穗金黄饱满。
后来，我们姐弟仨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家里的开支越来越大，父母一边种地，一边从事不同的副业，做过木工、打过糍粑、种过豆芽、做过挂面等，但不论从事哪一项副业，家里每一分地他们都没有敷衍对待过。
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村子里的年轻人不再愿意延续父辈过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向往外面精彩的世界，都加入打工的行列南下北上。过完年去南方的一拨人走了，清明节后上东北的一批人也离开了，村里没有以往的热闹声。春耕时，地里只剩下老人的身影。
慢慢地，旱地只种一些“懒庄稼”，水田也由两季稻改成一季稻，后来有的田里连一季也不种了，任其杂草丛生。母亲说：“现在种田政策这么好，不用交税，还有补贴，这放在以前哪里想得到呀！”父亲接过话题：“那么好的田，荒了真可惜。”
后来，湾上对田地进行调整，因为我们姐弟仨都进城有了工作，家里只分得两亩地，父亲为此郁闷了好一阵子。村里的荒地流转给了种田大户。父亲便没有再为荒地而叹惜，安心打理他的两亩地。
前几年，由于城市的扩展，村里的土地全被征用了，家里连两亩地都没有了。经几个老人的强烈要求，在稻场边留下了几分地，我家分得一小块，不足一百平 方 米 ，变 成 了 父 母 的 菜 园 。每 次 周 末 回 家 ，如 果 父 母 不 在家 里 ，我 肯 定 在 菜 园 能 找 得 到他们。
从此，一年四季，那块地里长出各种时令蔬菜，经常吃不完，父母到处给亲朋好友送菜。在饭桌上，父亲谈得最多的，就是他的菜，哪里该松土了，哪里要种上茼蒿，红菜薹该浇水了，白菜该去捉虫了，大蒜殃密了要拔稀，开春才能结出蒜薹，似乎他的那几块小菜园里，有讲不完的故事……母亲说，种菜就像养孩子，要细心，不能马虎，菜才能长得好。我理解父母对于田地的那份情感，他们骨子里把自己的一生与泥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秋阳当空，我开车回家，路过一片稻田，一阵微风从田野吹过来，我仿佛嗅到了泥土的清新，稻花的清香，还有我期待中浓浓的豆香，令人陶醉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