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清明节来临了，我更加地怀念起离世已经五年的父亲。
父亲出生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伊始，不到三岁成了孤儿，是靠他的唯一亲人——比他大两岁的哥哥拉扯长大。起先我的伯父带着他到处乞讨，其境遇比《三毛流浪记》中主人公的遭遇没有两样：衣服褴褛，蓬头垢面，一手拄木棍一手拿一个破碗，常常遭人驱赶，有时遭人放狗追咬；吃了上顿愁下顿；风餐露宿，经常在寒风冷雨中瑟缩发抖……年龄稍大点后我的伯父带着他去给地主放牛捡粪，身子没有耙把长的父亲每天傍晚回来时衣服里面是汗外面是粪。后来我的伯父带着他去给富人做月活、打长工，富人一声令下，什么脏活、累活都得在指定时间内完成。父亲长期浸泡在寒冷、饥饿、劳累之中，身子长得又矮又瘦，经常患病，老叫肚子疼。在我三岁那年他因胃大出血被送进县城医院动了手术。也许当时医疗设施、技术水平没跟上，也许术后休息、营养没到位，胃病没被治愈，缠他至终。
落下此病根的人恐怕都晓得其厉害——易犯，难受。若在穿衣、干活、饮食、情绪……哪怕一个方面没留意，胃就起反应，轻则胀，反酸，嗳气，茶水不想沾，浑身无力；重则恶心呕吐，有时像针刺，有时像草把子搓，有时像撑开的伞一样顶着，有时像鞭子抽……伴随而来的是担忧、恐惧，叫人惶恐不安，身心受煎熬。
父亲从不提起他的不幸童年和生活中的种种遭遇，也不诉说胃病之苦，哪怕在他胃病大发作时我们上前去问，他总轻轻摇头。我们至今还不清楚他术后的胃病属于哪种类型，也不清楚他的胃病发作时是怎样的症状。我们只知道他的每日三餐与现在我的饮食一样：要么面条要么稀饭；菜呢，全是蔬菜；冷的、生的、辣的、酸的食物，一概不能沾。尽管如此，有时白天饭后他坐在凳子上，一只胳膊肘立在大腿上，用手掌撑住额头，耷拉着脑袋低声哼着；有时晚饭后他躺在床上放声地哼。我们只知道他成天打不起精神，老呲嘴咬牙，很少讲话。我们只知道他临走前嘴里冒出刺鼻的、泛着泡沫的黑色液体，手指无力地点着肚子，暗示他的胃里特别特别难受……那时我似乎看见一头病恹恹的、瘦骨嶙峋的老牛在耗尽生命之际做着最后的一丝动弹。
父母亲组刚合成家庭时真可谓一穷二白，后来我们兄弟姊妹六人相继出世，把贫穷推向重度区。为了养活我们，父亲始终把疾病踩在脚下，从不把自己当病人，拼命干活。
为了给我们一个固定的住所，白天他和母亲在生产队里出工，晚上借着月光或煤油灯光在收割后的稻田里忙碌，拖石磙碾地，放线，起砖；再把砖挑回来，码上，用榔头捶紧。砖一块一块地连，墙一层一层地加，终于从头年冬月初到第二年春末整整加了四个月的夜班才砌成四堵墙，才有了能遮风挡雨的土坯瓦屋。母亲常指着土墙说：“那时砖是湿的，每块有一二十斤重，我叫你们的伯伯（我们那里管父亲叫伯伯）不要挑，他就不听，说靠我一个人不知挑到猴年马月。最多时他一趟挑六块，是走一步哼一声，还边走边用左手上下来回地摸肚子。十分难受时他便坐下来喝些热水，稍好了点后又去挑，一直和我挑到底。当墙砌起来时他瘦得能被一阵风吹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们那儿实行了家庭联产责任制——分田到户，为了种好那几亩薄田农忙时父亲几乎成天趴在地里，有时连回家吃饭的时间怕耽误。夏日的一个中午我端着一碗面条送往畈地里，离我家稻田不远的地方便看见父亲在挖田（分集体财产时为了抵债我家只好把耕牛的股份给卖了，从那时起田地都靠人挖）。随着与他距离的接近，我越来越看得分明，父亲的腰佝得很下，耙子举得不高，动作沉缓。看着看着我禁不住跑了上去。父亲满头大汗，嘴咧得大大的，牙咬得紧紧的，鼻子里不住地发出“哼”声。我知道他的胃又不舒服，连忙把“饭”递上去：“伯伯，您去吃，让我来！”我接过耙把挥动起来，随着“叭”声不断响起，水花不住四溅，有的溅到我身上感到凉凉的，刚开始觉得蛮有味。不大一会儿这种感觉开始消退，田地里有稻茬，比较结，得用力。有时耙子落到稻茬上一弹，膀子发麻，脑袋里发“嗡”，身子跟着发抖，腿脚软起来。太阳呢，像有意与人过不去，无遮拦地照在身上，像针刺;四周热烘烘的，身上的汗直往下淌，心开始发闷，身子渐渐招架不住。父亲吃完“饭”后看了我一眼，揉揉肚子，低声说：“你还小，快回去。”我二话没说把耙子交给了父亲。这一次我真切感受到种田不容易。当我回头看看父亲佝得更低的身子，感到他更加不容易。
农闲时父亲做起收破烂的生意。那时每天清晨他戴着草帽、挑着两只箩筐出去，傍晚时分挑着满满的一担废品步履蹒跚而回。一个初秋的中午天气突然刮起大风，接着下起大雨，雨一下就不停。那天傍晚父亲破例没回，我们担心起来，便兵分两路去接应。我们各自走了好长一段路，都没见到父亲，都迷惑起来:不知早上父亲朝哪个方向出去的，此时该朝哪个方向回，这样盲目地往前走能不能碰上头？当时夜黑如漆，路面很滑，两队人马都只好打转。回来后我们站在屋檐下的走廊里焦急而又耐心等着，每个人的眼睛紧紧地盯着院子门口。不知过了多久，一个歪斜的身影走进院门口昏黄的灯光里。“伯伯！是伯伯！” 我们不约而同地喊起来，纷纷冲上去，伸出大小不一的手去接下担子，然后扶着父亲往屋里走。父亲一进屋就一屁股落在木椅上，身子马上靠上去，后脑勺枕在椅背横木上，然后闭上眼，皱紧眉头，大口大口地喘气，双手不住地摸着肚子。他全身湿淋淋的，雨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往下掉；单薄破旧的衣服紧紧地贴在身上，印出瘦弱的身子；两肩上的衣服已经磨破，露出鸡蛋大小的伤痕；他的裤管高高卷起，赤着脚，脚底沾着泥，脚背上划出几道口子，还流着血……那一夜父亲“哼”声如雷，他病倒了，一连病了好几天。后来他的身体有所好转又戴着草帽、挑着箩筐出去了。
劳作之累、贫困之苦和疾病之痛常常汇合、交织在一起缠绕着父亲，有时几乎要窒息他，使他痛苦万状，但他从不怨天尤人，从不玩世不恭，更没借机发泄。在外，他为人厚道，帮别人甚至是不顾一切；在家，他为人慈善，并从严要求我们。
农村在年前有清理打扫屋子的习俗，意在过个干净年迎来新年的大吉大利。每到年底左邻右乡都把清出来的能值钱的废品送到我家来卖，母亲和哥哥忙不过来叫我打下手。干长了，我就不满，后来干脆把来人拦在院子外。他们见我不肯放行就吼道：“滚开！叫你伯伯来！我们有话向他讲！”“他不在家，出去收东西了。”“早知道你是这个样，我们不该来！”“不来才好。”“好你的屁！要不是你伯伯，我们才懒得来见你！”“我伯伯怎么样？”“他好呀！”“他好？他有病？”“他为人好。”“好在哪？”“他不搞鬼，不短秤，不踩价，男女老少一个样！”我先是一愣，接着略有所悟。这时母亲走过来拉开我的手说：“这叫不玩狡！做人踏实！”
一个夏夜，离我家仅隔一条巷子的一户村民家发火了，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烟雾很快笼罩了大半个村子。村里喊声、哭声连成一片。妇女、小孩都打起哆嗦。父亲见了拿起水桶往外跑。站在院门口的三婆婆连忙拦住他：“你……你……身体不大好……不要去！”“哪能行？发这么大的火，我是男的，能干看么？”父亲说着推开三婆婆的手，冲了过去。火苗蹿上屋顶，站在地面泼水无济于事。人们赶紧搬来梯子，梯子一靠墙，父亲就往上爬。生产队队长拉住我的父亲的手：“上面危险，让身体好的上去！”父亲说：“多上一个人多一份力量。”父亲说完拨开队长的手率先爬了上去。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大火终于被扑灭。父亲回到家时嘴黑鼻子乌，全身湿透，咽肠气短，边低声哼着边揉着肚子。更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清早他抱起放在我床头边的坛子，倒出里面的白净净的面粉，加上水，揉成团，叫母亲烙成面饼。闻着久违的香气，看着淡黄色的外壳，我的口水往外直流，忍不住伸手去抓。父亲拦住我的手：“这不是给自家人吃的。”“那是给谁？”“昨晚发大火的一家。”“那我们啥时能吃上？”“再想办法。”父亲说完端着一筲箕面饼往外走，我望着他的背影，蓦地读懂什么叫帮人不顾一切。
在家里，父亲从不打我们。家里有好吃的、好穿的，他和母亲都让给我们。他身上的衣服都是我们穿过的，并且补了又补。胃病把他磨得那么苦，他很少花钱买药吃，却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送进学校，日后成为有文化的人。
大哥当兵复员后进入村委会担任要职，我参加工作不久也进入领导层，每逢家人团聚时，父亲总是语重心长地讲：“公家的钱一分不能瞎用，也一分不能统。要多办正事，多办实事，多替别人着想！”
如今，我们兄弟姊妹在各自岗位上都传递着正能量，其中多人入党，有的还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员”，这些在我们那个偏远的乡村绝无仅有。
在泪眼婆娑中我用颤抖的手写下这段文字，用以祭奠那个生前用病痛的身躯哺育了我们、用高尚的人格熏陶了我们而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农民汉子。我要把他的故事在我们这个家族中一代接一代地讲下去。
（作者：湖北省孝感市云梦县隔蒲潭中心小学 程武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