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在“二七”工人运动中的许白昊
许振斌
在中国革命第一次高潮中，被称之为三大革命运动之顶峰的京汉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空前规模的工人运动。此次大罢工参加人数之众多、规模之宏大、行动之统一、反抗之坚决、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工运史上是罕见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勇猛的奋斗精神、最伟大的牺牲精神和组织团结起来的伟大力量，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锻炼了自己密切了党与工人阶级血肉联系，提高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望。同时，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使世界看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罢工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以工人的生命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人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封建军阀和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二七”大罢工那场腥风血雨虽然早已散去，但英雄的工人们那奋不顾身与军阀搏斗，用带血的嗓子呐喊着“打倒军阀、还我自由！”“劳工神圣、劳工解放！”“京汉铁路工人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血与火的战斗场面，依然历历在目；他们那种“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决不向反动派低头”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仍然时时激励着今天的我们奋发作为。许白昊就是这一英雄群体中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是中国工人阶级卓越的领导者；是“二七”大罢工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参与组织领导和指挥了“二七”工人运动的全过程。他不忘初心不负使命，竭力促成工团联合；英勇抗争反动军阀，直至夺取最后胜利。极大地表现出他为中国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争自由、争人权、谋幸福，面对强敌，冲锋陷阵，奋斗不息，敢于胜利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为中华民族之复兴、奋力实现中国梦奏响了一曲高吭激昂、摧人奋进、永不停歇的奋斗之歌。
一、牢记重托 不辱使命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确定了党的中心工作是：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为迅速实施中共“一大”决议，1922年5月1日至6日，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的主旨是：将工人阶级即刻联合起来，组成一个阶级的强固的紧密的阵线，向着资产阶级和压迫阶级作不断的奋斗。并计划：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再成立各路总工会，然后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作为铁路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并准备：1923年5月1日在武汉召开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谋求全国工人运动的统一和更大发展。许白昊作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出席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并被当选为全国“一劳大”执行委员。同年7月，他又出席了党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这次会议明确提出了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革命的动力是：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策略是：组成各革命阶级的民主联合战线；党在目前的奋斗目标是：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为了加速推进湖北工人运动的蓬勃发展，为下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在武汉胜利召开创造稳固的革命基础，中央决定，派许白昊回湖北工作。1922年6月，许白昊领示着中共“二大”和全国“一劳大”会议的要旨，肩负着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重托，回到了武汉，以加强中共武汉区委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的领导工作。
此时的湖北，在反动军阀吴佩孚的血腥统治下，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依然，地方豪绅的欺压依旧，农业破败，工业落后，苛捐杂税百出，人民所感受的痛苦，实不堪言，更兼水旱频仍，流离失所，到处民不聊生，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命运如影随形。如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的调查报告中，对汉口一万多码头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这样描述：“饮冻相乘，死亡甚速。衣无冬夏，仅破麻袋一片，遮其下体。夏则赤腘蓬头，各以破袋一只复其首，若富翁之戴风帽然。破草席一截其身，奇形怪状，不一而足”。京汉铁路工人的境况更是如此，由于军阀连年混战，直系军阀吴佩孚为了筹集军费，竟在工人身上打主意，每月克扣工人四分之三的工资，而且时常惨遭军阀的欺诈、胁迫和毒打，过着朝不保夕、牛马不如的生活。
许白昊来到中共湖北区委、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分部不久，即被选任为中共武汉区执委委员兼秘书、书记部武汉分部的主要负责人。为使湖北党和工运工作有更大的推动，他主要从三个方面抓起。一是抓宣传鼓动；他依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模式，迅速创建了武汉分部机关报《劳动周报》，并结合党掌握的《武汉星期评论》等刊物，大力传播马列主义，向工人宣传劳工神圣、劳工解放，报道工人运动消息等，很快成为武汉工界的喉舌。二是抓教育培养；针对工人文化水平整体较低，但工人求知欲望较为强烈的特点，他带领武汉分部的同志，持续深入工人住宅区、工厂、码头、车站创办工人夜校，工余学校和工人识字班等，并亲自到点授课，把工人夜校办成了培养教育工人的一块革命阵地。为了培养一批铁路工人骨干，许白昊时常以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名义，穿上工人服装，到京汉铁路江岸南段与杨德甫、林祥谦、曾玉良、黄桂荣、姜绍基、张连觉等工人代表交朋友，向他们宣讲书记部的工作方针，介绍世界工运和国内工运发展情况；总结汉口人力车夫罢工的经验，以及组建京汉铁路工人工会的意义；说服他们一定要消除帮口旧习，团结起来、维护整体工人阶级的利益、维护整体团结的必要性；鼓励他们面对压迫和剥削，要把大家团结组织一起开展罢工斗争。这几个工人代表后来多数成为“二七”工人运动中的骨干，江岸工人建立工会组织的发起人。三是抓罢工组会；为了让工友们看到团结组织起来的力量，组建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人俱乐部”的重要，许白昊主导组织领导了汉阳钢铁厂、汉阳兵工厂、粤汉铁路武长段、武汉轮驳、汉口英美烟厂工人等大罢工，并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随后，他又把工作的重点转向了帮助工人组建工会及工团联合会的活动中，他亲自主抓汉阳钢铁厂工会的筹建，并明确项英仍在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李伯刚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长期驻部指导。许白昊远东民族大会莫斯科之行，特别是列宁抱病接近中国参会代表所提希望：“铁路工人运动是很重要的。在俄国革命中，铁路工人起个重大作用；在未来的中国革命中，他们一定会起同样的或者更重大的作用。”无不给予许白昊重要的启示、指引和鞭策。因此，在他的组织领导和策划下，1922年7月底，汉阳钢铁厂工会、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汉口租界人力车夫会、杨子机器工人俱乐部发起成立了武汉工团联合会，许白昊、林育南、项英等都在会中担任要职，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早的地方总工会。此总工会一经成立，当即声援和支持了粤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迫使军阀吴佩孚统治的粤汉路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罢工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工人团结战斗的士气，无疑为工会组织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
借此工人高涨的革命气势，许白昊带领书记部武汉分部的同志，为促成湖北全省范围工人团体大联合，正夜以继日地为筹备成立做准备。1922年10月10日，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南段总部、粤汉铁路徐家棚工人俱乐部、汉阳钢铁厂工会、杨子机器工会等各工团工友，齐集大智路品记里举行大会，宣告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接着，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召开的代表大会上，许白昊被当选为秘书长、后改任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成立，标志着湖北工人阶级已在党的领导下，成为全省人民革命运动的核心和中坚力量。至此，一方面，积极促进各企业建立工会，壮大工会队伍，到1923年初，全湖北地区先后加入工团联合会的工人团体达40余个，拥有会员6万多人；另一方面，积极介入各企业的罢工斗争，施以援手，促成胜利。在全力促成武汉工团联合会、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立的基础上，许白昊又积极与中共湘区区委负责人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等联系，磋商跨地域工团联合问题，以实现工人运动的更大发展。1922年11月12日，由他牵头在汉阳钢铁厂召开筹备会议，商定了筹备汉冶萍总工会成立的各项事宜，还亲自为汉冶萍总工会起草了章程草案（共7章25条）。同年12月10日，来自安源路矿工会、汉阳钢铁厂工会、大冶钢铁厂工会、大冶下陆铁矿工会、汉冶萍轮驳工会的工人代表等不下数千人，在汉阳三码头老街召开大会，宣告了汉冶萍总工会的成立，并推举许白昊为秘书长，总理日常一切事务。
经过许白昊和他的同志们奋发努力，迅速打开了党在武汉开展工运的新局面，同时，也为京汉铁路工人总工会的早日成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趁着武汉蓬勃发展的革命形势，许白昊培养发展了施洋、向忠发、秦怡君、张金保、陈春和等一批工人骨干加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增强壮大了湖北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加速推进了湖北革命第一次高潮的到来。
二、竭力组会 实现联合
由于湖北工人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特别是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两大工团的先后成立，像滚滚洪流不断激荡推动着中国北方的革命发展。1922年1月22日，江岸京汉铁路工人俱乐部正式在江岸刘家庙率先成立，接着不到三个月的时间，京汉全线已成立16个工人俱乐部。当年4月9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邓中夏的主持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在长辛店举行，会议正式决定筹备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并决定下一次筹备工作会议在郑州举行。
1922年8月10日至12日，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和北方分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都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他们是：许白昊、张国焘、包惠僧、林育南、李振瀛、项英和吴汝铭。为掩人耳目，许白昊以《劳动周刊》记者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会议决定，总工会会址设在全路中心地段的郑州，并在郑州正式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推举杨德甫为筹备委员会委员长，项英为筹备委员会总干事；并在北段的长辛店、南段的江岸设立总工会办事处；规定各站工人俱乐部改组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分工会。会议中，许白昊还参与起草和讨论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1922年12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对于目前实际问题的计划》，明确指出：在中国工人阶级中，铁路工人、海员、矿工是“三个有力的分子”，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要先成立这个产业的联合组织，作为工会运动的中坚；在铁路产业中，以京汉铁路的工作基础较好，因此，在成立全国铁路总工会以前，首先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得此党中央的明确指示，许白昊等中共湖北区委的同志更是马不停蹄往前奔，全力筹备京汉铁路沿线工人尽快形成联合的相关事宜。
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工作会议，在汉口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内召开。许白昊作为会议的东道主和主办方，为保证此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不遗余力地为会前、会中和会后做了大量而充分的准备工作。会议共开了五天，会上各地代表们汇报了各自的工会组织情况，在许白昊、施洋、李汉俊、包惠僧等大力帮助下，会议修改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章程草案共七章三十一条，规定了总工会的宗旨为：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加强与各业工人的联系，并与世界各国工人建立关系；推选杨德甫为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长；在江岸福建街设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林祥谦任委员长；会议由许白昊、施洋等负责拟定总工会成立宣言及通电；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并商定于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正式成立大会。
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所辖区域涉及河北、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事意义。会员人数达3万多人，这在中国早期工人革命运动中是少有的。为了慎重考虑，第三次筹备工作会议已议决，须在总工会成立地向当局报办相关审批手续。1923年1月10日，总工会筹备主任杨德甫等一行前往郑州。在郑州分会委员长凌楚藩、副委员长李焕章、郑州扶轮学校教员赵子健三人的协助下，向地方当局办理了呈报手续，成立总工会一事已于1月15日获得路局批准。于是，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委会将成立大会的宗旨、日期等在京津沪汉等地报纸上公布，并向全国有关工人团体等发出邀请函电。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是个诡计多端、惯搞阴谋的政客，他表面同意成立总工会，并假惺惺地为工会代表拨出二等车厢，免费乘坐，还公告1月20日例休移到2月1日，以便代表赴郑开会，以及赠送锦旗以表示支持工会成立，但暗地里他却密电吴佩孚，加紧反革命部署，将京汉沿线驻防军警增至2万多人。足见路局赵继贤和军阀吴佩孚早已有与工会兵戎相见的准备。
京汉铁路总工会即将成立，工人们马上就有了自己的“娘家”，沿路一线的工人无不兴高采烈，都期盼着成立之日快快到来。中共中央及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给予极大的重视和期望，特派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特派员张国焘前来督导；同时要求中共武汉区委、书记部武汉分部负责人，中共北方区委、书记部北方分部负责人，以及京汉铁路南北两地领导工人运动的同志参加这次盛会。1923年1月30日晚，江岸铁路分会、杨子机器厂工会等武汉30多个工团、以及学生联合会、武汉妇女界和新闻界代表共计160余人，在许白昊、陈潭秋等带领下，由江岸车站出发前往郑州参加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盛典。
正当各路代表1300多人陆续齐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揭幕在即，京汉路局和地方军警传来了吴佩孚禁止开会的消息。此时的吴佩孚已经掌控了北京政权，其势力扩展到中国北部的大部分地区，开始了武力统一中国的行动。京汉路的收入是吴佩孚军费的重要来源，京汉工人的斗争直接威胁着他的利益，虽然他曾经发表过“保护劳工”的通电，但其目的一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开明，故作姿态以争取舆论的支持；二是企图利用新兴工人阶级的力量，为他“武力统一”中国效力。当工人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迅猛发展后，吴佩孚终于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京汉铁路又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动脉，京汉路工人运动的高涨，必然影响他们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所以，他们操纵军阀吴佩孚，“遂借京汉路工人成立总工会的当儿，向工人进攻，禁止总工会在郑州开成立会”。吴佩孚驻在洛阳，电召工会代表赴洛谈话，杨德甫、凌楚藩、史文彬、李震瀛、李焕章五人赴洛与吴交涉，工人代表根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订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之条款，据理力争，确遭到吴佩孚断然拒绝，赴洛代表于31日晚回到郑州。
许白昊听到这个消息，马上和陈潭秋、林育南、李汉俊、施洋等人商议对策，建议总工会筹备处立即召开会议讨论应急措施，总工会筹备处采纳了此建议。当晚，许白昊参加了总工会筹委会负责人召开的秘密会议。会上，报告了吴佩孚毫不讲理的蛮横态度，怎么办？是坚持按期开会、还是屈从吴佩孚的压力？许白昊和项英都一致坚定地认为：既然中华民国有法允许而实不能为之，那工人组织工会，求得解放，这是要负出相当代价的；昊佩孚、黄殿辰（郑州警察局长）等辈是工人阶级解放事业的障碍，如果工人要办的事都要得到他们批准，那以后都要乖乖地听他们的话，那么我们工会就没有作用了；事实上工会的招牌早已挂出，说明实际上工会已经成立，根据既定事实，来开成立大会，还有什么话说呢？谁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必要时我们将以总同盟罢工与之抗争。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许白昊等人的意见，赞成以实力与吴佩孚周旋，必要时以举行京汉铁路全路政治罢工来争取工人自由，不达目的誓不中止。会议决定：一不换地点，二不改日期，三不变程序，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按照原定计划举行；同时，在党团同意下，决定进行政治罢工，并成立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全路罢工行动；并明确，罢工委员会的公开司令部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指挥机构是中共京汉铁路党团，其组成人员是：罗章龙、史文彬、许白昊、林育南、李大汉、项英、吴雨铭、李求实、康景星、葛树贵等。另在钱塘里某号设党团办事处。
1923年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城紧急戒严，“路上布满军警，特别是到会场一条大马路有千余武装军队，梯子形横列在马路上约半里之长”(项英《“二七”事略》），个个荷枪实弹，沿街排列。商店闭门，行人断绝，气氛极度森严。许白昊等率全体代表毫不畏惧，由军乐队作前导，代表们手持红旗、身佩徽章、浩浩荡荡，直向会场花地岗玉庆里普乐戏园前进。行至会场附近，军警阻断了去路。几名代表上前与军警长官交涉许久，仍被强力阻止前行。人群汹涌不已，对于军阀的无理压迫愤怒至极。躁动和不耐中，许白昊振臂一呼，率领与会代表，赤手空拳，冲破了军警的防线，一拥而入普乐戏园。在军警的重重包围中，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开幕了！由会议主席史文彬宣读组织总工会宗旨，并郑重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总工会秘书李振瀛带领大家振臂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紧接着，许白昊站在各位代表队伍的面前，发表了热烈激昂的演说：痛斥了军阀无理干涉，鼓动全体参会民众，要坚固地紧密团结在一起，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到底。顿时，参会代表群情激愤，大会在群众高呼：“打倒军阀！”“人民有集会结社自由！”等口号声中结束。
三、英勇抗争 浩气长存
1923年2月1日下午，代表们回到旅馆，仍遭军警严密监守，连吃喝都没有，代表们一时完全丧失了自由。总工会会所被军队把守，室内一切文件物品被捣毁净尽，各团体所赠的匾额礼物被毁弃一地。军警限工人代表晚上必须离开郑州，如不离开，第二天即行逮捕。各地代表和来宾纷纷主张立即罢工，力争工会组织自由，表示：“希望京汉铁路总工会必能为争取自由而取最后奋斗之手段，各工团誓必为实力的后盾。”许白昊认为，大家如果在此硬斗下去后果非常危险，不如让各位代表回到本地开展斗争，以待伺机再举，并建议党团立即召开会议议决。2月1日深夜，许白昊出席了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召集的秘密紧急会议，并采纳了他的建议。许白昊同参会者一致认为：“此种事件，不独为工人阶级之耻辱，而且是全国民众的耻辱，非独为工人阶级之利益而斗争，而且是为全国民众集会结社自由而斗争，遂下“定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之最大决心”。会上通过一项决议：“我们为抗争自由起见，决议于4日午刻，宣布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鉴于湖北有以许白昊、陈潭秋、林育南、项英等为代表党团的坚强领导；有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6万多团结组织起来的工人作坚强后盾；有以武汉为中心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厚实基础，总工会议决，自2月3日起，京汉铁路总工会决移武汉江岸办公”。同时，总工会党团会议还确定了罢工运动的负责人，推定杨德甫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高彬、姜海士、刘文松在郑州执行总工会的命令；吴汝铭、史文彬、洪尹福在长辛店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林祥谦、罗海澄、曾玉良在江岸执行总工会的命令。按照会议安排，各地代表随即迅速返回自己的岗位，组织发动罢工。会后，许白昊立即召集湖北各分会代表紧急会议，传达京汉铁路总工会党团会议精神，强调全路一起行动，“在罢工期间，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不后退的”。（《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周报第二十期。）随后，许白昊与总工会领导人及武汉方面的代表立即乘火车南下。在列车上，许白昊与陈潭秋、项英、林育南、施洋等一起商讨罢工事宜，起草《罢工宣言》等文件。
2月2日，许白昊率领武汉各工团代表回到武汉。他立即向区委汇报了郑州的情况和罢工的决定。并当即组织召开了湖北各工团负责人紧急会议，向各工团传达了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盛况，以及遭受军阀迫害的情况，激起了工人代表们的极大愤慨。会议决定采取三条措施：一是以工团联合会名义发出宣言，敦促京汉路当局早日解决；二是联合各工团，举行游行大示威，并定于2月6日在江岸召开声援罢工的群众大会。；三是联络全国劳动界总罢工等。同时，会上还决定，由许白昊主导武汉十八个工团联名致电京汉铁路总工会，表示：“我等代表湖北各工团，誓以全力为诸君后援，即赴汤蹈火，拼一死命，亦所不惜！”（《二七惨剧》）。江岸是此次整个京汉铁路大罢工斗争的指挥中心，也必将成为京汉铁路工人与军阀交锋的热点，肯定斗争最为激烈。因此，提前做好相关准备工作是不可缺的。在许白昊及武汉区委、省工团负责人强有力的组织领导下，罢工前的一系列应对措施已有条不紊地准备着。江岸铁路工会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和罢工指挥中心，其组成人员有：许白昊、陈潭秋、包惠僧、林育南、项英、施洋、杨德甫、陈天、林祥谦等，并明确：以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名义出面统一指挥江岸的总罢工；《真报》的工作人员担任大罢工的舆论宣传工作；学生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讲演团，向广大群众宣传罢工的意义，争取社会各界最大限度的支持和同情；组织工人成立了工人纠察团、调查队，维持罢工期间治安纪律，巡逻放哨，探听消息；工会会员10人编一小组，推选组长一人，届时迅速召集，统一行动。全线工人同仇敌忾，一致表示：“一切行动，完全听总工会命令。”此间，恰逢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到武汉讲学，他也积极参加到罢工的领导工作中来。他和许白昊、陈潭秋等武汉区委负责人一起研究罢工的准备情况，商讨罢工的形势 ，制定罢工的策略，时常是通霄达旦。
许白昊夜以继日地投入到紧张的罢工组织领导工作中。他一方面要与项英、施洋、林祥谦等联系，密切关住罢工斗争的发展，亲自指挥武汉地区工人群众参加这场斗争；另一方面和区委、省工团的同志一起，研究工作部署和斗争策略，并组织各界人士纷纷予以有力声援。2月4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所提5项要求，军政当局不但不作答复，并不断寻衅挑事逮捕工人。忍无可忍之下，京汉铁路工人争人权、争自由的总同盟罢工开始了。上午10时，总罢工命令下达后，从南到北长达1200余公里京汉线，立时断绝；2万余工人之众，不前不后，在一个时间内一致行动，全路完全罢工。而且“全路各站罢工工人都非常一致，“不得总工会的命令不开工，成为当时工人唯一口号”（《二七大罢工资料选编》第11页)。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组织性和团结一致的精神。2月5日，湖北督军萧耀南企图派军警强迫工人复工开车，遭到工人的严词拒绝。不料军警从工人家中抓走了两名司机，强迫他们开车，项英闻讯后，立即带领200余纠察队员将两名司机抢回，不料军警又抓走3名纠察队员，要求换回司机。项英又带4人与军警交涉时，当即被军警五花大绑，并准备就地处决项英等人。危急时刻，许白昊带领2000余工人和纠察队员赶到，团团将军营包围起来，他和工人们齐声高喊：“再不放人，就冲军营！”军警见工人人多势众，只得将项英等人全部释放。同日，许白昊代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表紧急声援宣言，表示：“我们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已全体议决，用实力援助京汉路工友，到紧急时，我们全体（湖北省各工团）决定取一致行动，宣告总同盟罢工，必要达到完全的目的才罢。”2月6日上午，在武汉党组织负责人许白昊、陈潭秋、林育南、项英等组织领导和指挥下，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发动1万多名工人组成的慰问队，前往江岸刘家庙举行慰问大会。许白昊、施洋、林育南、项英等在会上纷纷发表演说，许白昊代表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汉冶萍总工会，在大会上慷慨陈词地向工友们呼吁：“广大劳动者今后应当觉悟起来，少向军阀资本家乞怜，以直接行动为唯一手段，向军阀资本家进攻；应当一致努力，援助京汉铁路工人此次罢工成功；这次罢工若不能于最短时间内获得胜利，则当一致同盟罢工加入战线，向军阀决斗。”（《汉工团慰问路工》载《时事新报》，1923年2月9日）。一时群情震怒，人人发指。“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万岁！”“全世界的劳动者联合起来啊！”一人高呼，群众和之，声如雷动。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大游行，许白昊、林育南、施洋、陈潭秋、项英、林祥谦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沿途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等口号，“由江岸经过租界以抵华界，历时两小时许，沿途加入3000人，所过商民高呼欢迎，巡捕岗警无敢阻拦者，此种情形实为仅见”（项英：《“二七”大屠杀的经过》）。
京汉铁路大罢工实现后，使帝国主义各国尤其是英美帝国主义大为震惊，他们害怕罢工的胜利会危及其已经攫取到的各种特权，尤其是铁路修筑权和行车管理权。于是各帝国主义国家驻华公使团立即在北京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北京政府火速采取武力镇压手段解决工潮，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黎元洪急忙召集国务会议，连续发表“大总统令”，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诬蔑京汉铁路工人“扰乱治安”，为武力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制造舆论。吴佩孚为了维护其直系军阀的统治，采取两面手段，他一方面指使交通部和京汉铁路南段段长冯云派出代表与工人谈判，一方面于2月5日急电湖北督军萧耀南，令其“希予查明严禁，如果不服劝阻，立即武力制止。”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劳灵费尔在6日召集萧耀南的代表和外国资本家，在领事馆举行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罢工运动。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压力下，军阀吴佩孚向工人举起了屠刀。
2月7日是中国工运史上烙下深深迹印的一天，就在这天，丧失人性的吴佩孚指挥军警对江岸等地罢工工人下了毒手。这天，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在江岸召开代表大会。军阀肖耀南派出全副武装的军队包围了会场和江岸工人俱乐部。下午4时过后，英、日帝国主义在长江的军舰均已靠岸，舰上荷枪实弹的士兵已登陆，各国租界同时鸣笛戒严，加强恐怖状态，造成人心惶惑。随后，武昌又开过来驳船5艘，满载全副武装的士兵，也到江岸登陆。下午5时，江岸工人俱乐部会场不远处，突然响起冲锋号声，一时弹如雨下，人声沸腾，杀声震野。现场顿时陷入混乱，许白昊镇静地一面指挥代表与反动军警搏斗，一面指挥工人向四周逃散，后在工友的掩护下冒死冲出重围。一时间，江岸工人俱乐部前空场内，遍地是尸体，鲜血满地。江岸分会纠察队副队长曾玉良等32人已在军阀的枪林弹雨中牺牲了，被枪伤的数十人和当场的工人百余人被捆绑至车站的月台上，林祥谦亦在其中。许白昊、项英又组织100多名工人纠察队冲进了车站，抢救被捕的工人没有成功，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壮烈牺牲。当晚，残暴的军阀军队乘机在工人家中任意抢劫财物，奸淫工人妻女。江岸福建街铁路工人住宅区，一夜之间竟被洗劫三次，工人妇幼哭声震天。次日早上，敌人又逮捕了施洋，15日施洋被枪杀在武昌洪山脚下。敌人明令不准收尸，作为施洋的入党介绍人，许白昊心情万分悲痛，他与林育南一起组织几名可靠的工人骨干，趁着黑夜将施洋遗体收回停放在城外的江神庙中。过了几天，他又组织工人群众专门为施洋举行了一个较为隆重的追悼大会。对京汉铁路工人的大屠杀，是英美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密谋策划、统一部署的。就在江岸屠杀之际，北方的长辛店被杀10人，总工会副委员长史文彬等11人被捕。郑州分会被捕5人，分会委员长高斌被刑讯拷打以致牺牲。 据后来统计，京汉路全线在“二七”惨案中牺牲的“二七”烈士共52人，其中江岸39人。此外，受伤者300余人，被捕者60余人，1000余人被工厂开除，流亡在外。
“二七”江岸惨案发生后，整个湖北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帝国主义的海军陆战队已全部登陆，准备对罢工工人进行更大规模的屠杀。肖耀南借此淫威，又随即下令查封湖北工团联合会、联合会《真报》馆也被查抄封闭，并全省悬赏通缉捉拿许白昊等17名共产党、工会首要领导人，通缉布告贴在大街小巷的墙壁上。许白昊并没有被反动军阀血淋淋的屠刀所吓倒，他连夜秘密组织召开武汉各工团代表会，决定各工团举行总同盟罢工，抗议肖耀南的血腥镇压。2月8日，粤汉铁路、汉阳钢铁厂、汉冶萍轮驳工会、扬子机器工会等率先响应罢工。10日，许白昊等又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名义，向省内各工团发出了“紧急通知”，要求全省各工友迅速秘密组织起来，“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就在全省各工团相继响应总同盟罢工之际，肖耀南密令各路军警、租界巡捕、侦探、雇佣义勇军等：封堵工厂，封闭工会，监控工人，强制复工，有违抗者格杀勿论。并从江岸、硚口实行特别戒严，大街小巷军警密布，各租界添岗加哨，架设机枪大炮，严格盘查来往行人，搜寻工会干部。此后多日，天天有工人、学生、教员、新闻记者被捕。在京汉铁路上，军阀将工人用铁链锁于车头，强令开车。在这种极端凶残恐怖的情势下，京汉铁路全线罢工都遭到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的野蛮镇压，导致总同盟罢工计划无法实现。
鉴于总同盟罢工计划失败，许白昊认为，在敌强我弱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敌人势将继续运用武力扑灭工会，如继续坚持、扩大罢工，其结果必致战线扩大，造成更严重牺牲，给党和工运带来更大的灾难，务必马上调整斗争策略。为保存元气，以图日后伺机再举，许白昊立即与张国焘、项英、林育南等紧急商议后行方案。张国焘以中共中央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总部全权代表的名义下令立即复工；紧接着，2月9日，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与京汉铁路总工会联名下达《复工令》，劝导工人忍痛复工。《复工令》指出：“本联合会极希望我亲爱工友镇静忍痛，不因此灰心，不因此出厂。须知吾本人此时唯有忍痛在厂工作，才有报仇之日，才有打倒敌人之日。杀吾工界领袖林祥谦之仇必报！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罢工之自由誓死必争！军阀官僚中外资本家誓死必打倒！唯知其此，所以我们要忍痛入厂工作，才有以后的种种办法。”
京汉铁路工人争自由争人权的罢工斗争，一开始就得到了全国工人和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有力支援。正如毛泽东所说：“这些斗争，是为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是为了全民族的利益，也是为了全世界人民的利益。”“二七”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当即发表《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不仅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敌人，而且是“全国争自由人民的敌人”。此次京汉铁路工人惨遭屠杀，“乃是军阀惨杀争自由人民的先锋军。”号召全国人民向军阀“作最后之奋斗”。又在《敬告国民书》中向全国人民指出：“工人们能以热血争自己的自由，他们一定也能以热血争全国人民之自由，从事反抗军阀政治，反抗外国侵略之战争，他们是我们的先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全国海员总工会、全国工团工人自救会、以及武汉、长沙、北京、上海和广等地各工团、各学生联合会等各界群众，还有国外的一些进步组织，纷纷发表援电和宣言，北京市曾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并组织京汉罢工后援会，向政府提出六项要求。“二七”惨案后，北京又举行五千余人参加的追悼大会，施洋烈士夫人郭继烈到会控诉军阀的野蛮屠杀罪行。同时，全国各地几十种报刊，大量地报道了二七惨案的经过和群众斗争的消息。海外华侨对京汉工人也表示极大同情，纷纷发表通电以示声援，还捐款捐物救济受难者家人。京汉铁路工人流血惨案震惊世界，引起国际无产阶级的关注。受到革命导师列宁和当时共产国际的肯定，并给予热情的支持和赞扬。远东中国部工会还带来了苏联许多工人团体和数百万工人的声援和慰问；侨居苏联远东的中国工人，为抚恤二七烈士家属和救济二七失业工人，他们每人捐献一天的工资，以表达华侨的爱国之心；省港罢工代表大会全体职员每人捐银2毫，以救济京汉铁路失业工人；全俄铁路工会委员会一次就给二七惨案中被迫害和惨杀的工会会员及其家属汇去3万卢布。
“虽败荣犹著，英光永世红”（董必武语）。随着京汉铁路大罢工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联合残暴镇压下，第一次工人运动罢工狂潮的最后一个怒涛消散了。然而，以许白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武汉所掀起的这股工人运动的狂潮，充分展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封的彻底革命精神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革命工人用鲜血和生命所表现出：无私无畏、团结拼搏的献身精神；追求正义、自由平等的民主精神；坚定信念、勇于奉献的奋斗精神。必将浩气长存，永载中国革命的红色史册。
四、奋斗不息 敢于胜利
“二七”惨案发生后，全国工运转入低潮，白色恐怖笼罩着武汉大地，一些投机钻营的所谓工运风云人物先后变节投敌，这一极其艰困的局面，许白昊曾在一篇通信中这样描述：“自“二七”屠杀后，湖北各工会一律封禁，工会绝对不能公开，外部受军阀帝国主义的严重压迫，内部受工贼的随时告密陷害，工人为减少切身的痛苦和生活改善的经济要求，无一不遭受军警的干涉与逮捕。”在此情形下，中共中央通知许白昊等迅速转移，在党的组织及人员快速撤离的情况下，作为武汉区委秘书、工运主要负责人的他，却依然选择绝地坚守。他痛切的认为：“二七”大罢工虽惨遭镇压，但工人英勇无畏、团结拼搏的革命精神尚存，工人们争自由、争人权的革命怒火是扑不灭的；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斗争仍将继续；唯有自己留下继续坚持斗争 ，打倒军阀！才可为牺牲的工人兄弟报仇雪恨；共产主义事业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于是，他不顾当时武汉仍全城戒严、交通断绝、罢工领导人被通缉的危险，秘密深入各厂矿，向工人群众揭穿工贼的欺骗行为及出卖工人阶级的罪恶。并亲自写了一本《工贼与工团联合会》的小册子，系统揭露工贼投敌叛变、为虎作伥、残害工人群众的罪恶行径。想方设法恢复整顿遭到破坏的党组织和工运队伍，并在汉口法租界长清理一位同志的寓所，秘密建立起京汉铁路总工会联络处，负责调查工人死难情况，成立济难会，立即着手进行善后工作。还在汉口华清街、胜利街、六合路等处先后设下联络站，一面持续组织开展募捐，接收社会各界善款，一面办理京汉路死伤、失业工人及家属的善后救济工作，几次幸免于难。反动军阀得悉许白昊仍在坚持活动，搜捕促拿仍在加紧进行，公开活动依旧十分困难。加之经济拮据，不能维持生活，他便到汉口英租界电灯厂做工，下工后继续负责整顿、恢复遭到破坏的党组织与工会工作。可是不到一个月就被敌人发现了，侦探到厂逮捕时，多亏他已经下工，才未遭毒手。
为了继续传播“二七”火种，积蓄壮大革命力量，许白昊与妻子秦怡君，曾多次秘密回到家乡应城膏盐矿区，深入膏盐棚户区走访工人家庭，下到矿井宣传发动工人运动，并亲自为筹办的工人夜校授课，向矿工们宣讲只有马列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解救受苦受难民众的真理；宣讲“二七”大罢工中，京汉铁路工人顽强斗争的英勇事迹；启发膏盐工人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作坚决的斗争，我们穷苦工人才能改变困苦不堪的命运。他每次都是过家门而不入，都是夜里来夜里走。为应城革命运动兴起，撑起了第一把火炬，培养发展了邓先柱、彭铁、金泽霖、陈梧轩、金秉衡等第一批应城本土的党员骨干，成立了应城第一个党领导下的早期革命组织——膏盐产业工会。在他俩的组织和指挥下，应城矿区爆发了震惊全国的万人膏盐工人大罢工，迫使资本家答复了矿工的复工条件，抚恤了受难工人家属，增加了工人工资，取得了罢工的伟大胜利。开启了党领导下应城工人运动的序幕。
为了支持湖北党和工运工作尽快得以恢复，党中央即派时任中共湘区区委书记李维汉同志，携带党中央对“二七”大罢工的紧急指示信件及活动经费，从长沙秘密潜来武汉找许白昊联系，因接信地点汉口“真报”和施洋律师事务所均遭破坏，一时又无法找到其他可靠同志，于是，李维汉只好将信毁掉，将钱带回长沙（《李维汉同志给武汉二七纪念馆的复信》，1980年12月28日）。使湖北党组织错过了一次直接得到党中央及时指导的机会。
1924年2月7日，也就是“二七”大罢工一周年纪念日，全国铁路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北京秘密召开，大会决定在北京成立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同年春，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武汉区委撤销，先后成立了中共汉口（许白昊继任汉口地委秘书）、武昌两个地方执行委员会，由党中央直接领导，许白昊继续负责汉口、汉阳、江岸、徐家棚铁路等地区党及工运工作。5月13日，由于判徒出卖，党在汉口的秘密机关被反动军警破获，许白昊不幸被捕，虽遭严刑逼供，他宁死不屈。即被送交武昌陆军军法处，用专车押解至洛阳，由反动军阀吴佩孚亲自审问数次无果，吴即令军法处候押八个月后处以极刑。当反动军警破获中共汉口地委秘密机关之后，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的秘密会址也被军阀破获、查封。此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军阀把此的北京政府，国民军迅速占领河南，吴佩孚被迫逃离洛阳。中共中央获悉许白昊等人被捕，5月19日，陈独秀、毛泽东联名签署中共中央第14号通告，就“汉口官厅因反对国民党运动逮捕了许白昊”等人一事，要求各地即速表示抗议。后经党组织营救许白昊才获出狱。为了从狱中救出更多“二七”志士，中共领导人李大钊通过不断做冯玉祥的工作，成功的将“二七”大罢工以来，被捕入狱的工会领袖和工运骨干全部解救出来，从而，使北方的铁路工会组织迅速得到了恢复。许白昊出狱后，随即转道赴上海，以得到党中央下一步工作的指示。
此时已是1925年1月，党的“四大”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明确提出，对于上海、汉口、天津这些新式工业发达的地区，要把当地工人完全组织在本党指挥之下，以巩固党的工人运动基础的任务。考虑到许白昊对湖北情况的熟悉和深得工人群众的信任，湖北自“二七”惨案后，党和工运工作未能恢复。中央决定，要他重返武汉，继续担起推动工人运动走向复兴的大任。许白昊领受了中央的新指示，返回武汉，重新杠起组织领导湖北工人运动的大旗。
许白昊全然不顾半年多的牢狱之灾对自己身心的折磨，他根据中央精神做了大量的实地研考和总结，并坚决而迅速地贯彻落实在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中。由于“二七”惨案、“汉口党狱案”的血腥镇压，整个湖北的革命运动几乎陷入停滞。好在孙中山掌握的国民革命军占据了一定的势力范围后，湖北的民主革命形势出现了渐次缓和局势，有利于工人运动的复兴。许白昊趁此形势，于1925年4月12日，正式恢复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还扩充了京汉铁路南段、粤汉铁路北段两个工会组织。接着5月4日，许白昊同董必武、刘伯垂等一起，又趁机将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汉口特别市党部面向社会公开。为了扭转革命低潮时工人运动出现的停滞，提振工人团结斗争的势气。许白昊又相继组织领导了汉口人力车夫、硚口英美烟厂、汉口和记蛋厂等一万多人等罢工斗争，迫使资本家答复了工人所提条件，取得了斗争的最后胜利。继而武汉火柴厂、硚口日商泰安纱厂、武昌第一纱厂等附近各厂，已形成群起响应之势，武汉革命的高潮再度到来。
“二七”惨案的沉痛教训，使党认识到，在中国单靠工人阶级的奋斗是不可能完成反帝反封建任务，工人阶级必须联合其他阶级共同奋斗，结成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才能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这也是1923年6月，党的“三大”会议决定同国民党实现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第一次国共合作进入中、后期阶段，以国民党为主导的北伐战争，正如火如荼地全面展开，其共同目标是：推翻以吴佩孚、张作霖、孙传芳为首的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实现用武力统一中国。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人和共产党所发动的广大民众的密切配合，北伐军所到之处，已形成摧枯拉朽之势。1926年9月初，北伐军已兵临武汉城下，为紧密配合北伐军攻克武汉，推翻反动军阀吴佩孚在湖北的长期血腥统治。中共湖北区执委机关一度移往武昌，汉口只剩下许白昊等两三个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由于北伐军将至，汉口的工人运动骤然高涨。许白昊作为当时汉口共产党和工会系统的主要负责人，他不分百天黑夜全力以赴，成功地领导了汉口此起彼伏的罢工斗争，并为北伐军的到来，做了大量艰难困苦的后续支援保障工作。不仅如此，许白昊还在武汉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上，先后发表《武汉工人遭受的厄运》、《北伐前夕的武汉工潮》等文章，痛斥军阀，指导工运，声援北伐。在他和董必武、刘少奇、陈潭秋、项英等人组织指挥下，组织以共产党员、青年团员为骨干的北伐宣传委员会;组织城市工人有选择的罢工、罢市；组织发动全省农民迎接、支援北伐军；组织开展以收集情报、和策动敌军起义为主要内容的军事斗争。
帮助北伐军战事进行的主要是兵工工人和交通工人，而这部分工人主要集中在汉阳，许白昊长期经营汉阳，在兵工厂、铁路、轮驳工人中建立了坚实的基础。许白昊以汉冶萍轮驳工人为基础，将轮驳工人、汉口集家嘴至易家墩沿汉水一带的划子和木船工人、汉口和汉阳部分铁路工人、码头工人、人力车夫工人骨干，秘密组织起来，成立交通队、侦探队、向导队、担架队、运输队等，为北伐部队提供强有力支援。汉阳兵工厂的工人停产，铁路工人罢工，致使军阀队伍缺枪少弹，军需得不到保障；组织工人挖坑道，为部队开辟地下通道；向军阀部队的下级军官和士兵开展宣传攻势，瓦解斗志。北伐军终于在10月20日全歼顽抗了40多天的守敌，终结了北洋军阀长达14年对湖北的血腥统治。为确保来之不易的胜利果实，许白昊亲自带领和组织指挥武汉工人纠察队4000余人，巡逻于武汉三镇的重要地带，确保北伐军胜利攻克武汉后的社会稳定。
时值1926年10月10日，由许白昊主持，湖北全省总工会在汉口宁波会馆隆重举行大会，宣告了湖北全省总工会的成立。从此，湖北工人阶级有了自己公开的战斗司令部。作为中共湖北工委书记、全省总工会首任秘书长、财政部长、兼经济斗争委员会委员长的他，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抓住国共合作有利的革命发展形势，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快速健全了省总工会各职能组织，迅速壮大了工人运动的骨干力量。1927年上半年，仅武汉三镇建立工会组织，从最初的13个猛增到30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迅速达到50多万人。湖北省总工会一时间叱咤风云，成为武汉乃至中部地区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1927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从广州迁都武汉，同年4月，中共中央所属机构和人员已陆续从上海搬来武汉。此时的武汉，不仅成为全国工人革命运动的中心，俨然已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中心。为此，中共中央决定，于4月27日，在湖北武昌召开党的“五大”。许白昊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并在党的“五大”上，他高票当选首届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紧接着5至6月间，全国铁路工人、邮务工人代表会议；世界太平洋劳动大会；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相继在武汉召开。许白昊出席了上述会议，并在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许白昊短暂而辉煌的革命生涯中，有五年多的时间是在武汉度过的，也是他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不懈斗争的五年多。在此期间，许白昊和他的同志们，始终不忘初心，不辱使命，铭记“二七”血泪仇；以其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和共产主义信仰，矢志忠诚于党的事业；不畏艰难困苦，不怕座牢杀头，历经百折不挠的拼搏奋斗；以其一息尚存，奋斗不止；不畏强敌，敢于胜利的伟大精神。终于推翻了北洋军阀长达14年对湖北的血腥统治；终于从帝国主义的手中正式收回了汉口英租界；终于兑现了他在“二七”大罢工中向全体工友发出的铮铮誓言；也终于为“二七”惨案中牺牲的工人兄弟报仇雪恨。并将湖北的工人革命运动推向一浪高过一浪，实现了湖北党的建设和工人运动，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的巨大历史转变，将武汉建设成为当时全国的首都 ，世界关注的中心。
回首中国革命史，“二七”工运更加辉煌灿烂；展望当今新时代，“二七”精神更当传承弘扬。以许白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组织领导“二七”工人运动中所展现的：不忘初心、不辱使命、奋斗不息、敢于胜利的彻底革命精神；以及“二七”工人所表现出的“拚搏、奉献、进取”的大无畏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必将永远激励着中华儿女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伟大中国梦昂扬奋进。
作者许振斌系许白昊侄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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